黄钰芹：中美贸易持续升温，中国该如何应对！
2017年，全球经济迎来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好的一年。在2017年，经济复苏终于从少数国家扩散到大多数国家，全球经济呈现协同复苏局面，这带来了全球贸易与短期资本流动的回暖。在2017年，除美联储之外，中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也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相继释放会在未来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由分化转为集体收紧，这也是美元指数显著回落的原因。在2017年，欧元区大国在选举方面的政治风险没有变为现实，荷兰、法国、德国的国内大选中，极左与极右政党最终都败给了主流政党。在2017年，地缘政治冲突最终被证明是可控的，无论中东问题还是朝核问题最终并未酿成大的冲突。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却急转直下，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第一，全球经济由协同复苏再度转为分化。在发达国家中，除美国经济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外，欧元区、英国、日本经济增速均呈现显著回落态势；第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新分化，全球货币政策也由预期中的集体收紧转为重新分化。目前，仅有美联储仍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发生调整，欧元区、日本央行也推迟了收紧货币政策的计划。全球货币政策由多家收紧转为美国一家收紧，这也是美元指数在2018年重新走强的重要原因；第三，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加剧。美国在2018年第2季度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直接将全球油价中枢水平推高了每桶20美元左右，并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滞胀压力；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明显加剧，并有在未来继续升级的态势。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削弱美国、中国等增长较快经济体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需求外溢效应，从而不利于全球贸易与全球经济的复苏。
客观而言，尽管事先确有一些征兆，但中美贸易摩擦从2018年3月至今如此激化，却是之前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的。从经济基本面来讲，2017年全球经济协同复苏，导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在2017年重新达到8000亿美元以上的历史峰值，这是川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的背景之一。然而，川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与诉求。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是中国对美国有着庞大的货物贸易顺差，而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降低这一贸易失衡。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心存忌惮，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来阻断中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最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政府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崛起，以长时间保持美国经济的全球霸主地位。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一种观点，即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延续过去韬光养晦、隐藏实力的策略、避免在国际社会与多边层面与美国进行对抗，中国就可能不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可能低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事实上，在过去一个世纪以内，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一直对可能挑战自己地位的国家心存警惕，竭尽全力来进行打压。这种打压与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固然有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却主要取决于两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比较。美国除了会打击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也会打击自己的盟友。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不论两国在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相同还是相异。
自20世纪之初以来，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国家或国家群体，大致先后包括德国、苏联、欧盟与日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主动终结了自己挑战霸主之旅。二战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冷战，直至苏东解体。而一旦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可能威胁到美国之时，美国也都发动了双边贸易战。通过美欧贸易战与美日贸易战，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自然是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1985年日本政府被迫签署广场协议，同意通过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来缩小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了对冲本币大幅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本央行实施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与股市泡沫。当两个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继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三个不景气的十年。因此，与其说，日本强劲增长时代的终结始于1990年，不如说始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就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与重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华整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并非发生在川普上台之后，而是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其一，是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意图是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其二，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TPP与TTIP倡议，这两个倡议的意图是在WTO之上重新建构一套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而把中国排除在外。奥巴马政府的上述举动，意味着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已经从“接触”（Engagement）转为“遏制”（Containment）。而川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事实上延续了而非否定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策略。事实上，即使不是川普上台，而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恐怕也不会发生改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作为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即使这种摩擦不以贸易战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其他摩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注定会长期化、复杂化，短期内通过达成一揽子协议来妥善解决的概率很低。既然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复杂化，那么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就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应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而非闭关自守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该通过依赖多边合作而非单纯双边对抗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应该按照预定计划来继续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应被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乱了方寸。
尽管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亮丽的成绩。然而自2008年以来，几乎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各种指标（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全要素生产率、民营企业投资收益率等）均在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意味着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种模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此外，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过去几年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的重要原因。而能够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与实体投资回报率的，唯有结构性改革。
在四年前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本届政府给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宏伟蓝图。例如，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关键词的国有企业改革、以使用权流转为关键词的土地改革、以市场化与开放为关键词的金融改革，以及对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部门等。过去几年，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与服务业部门开放的节奏明显慢于金融改革的节奏，这既是造成金融空转与金融资源脱实入虚的原因，也是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因此，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金融强监管的努力。不出意外的话，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上得到控制之后，结构性改革就会如期展开。
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显著恶化。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会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削弱了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国内股市显著下跌。换言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均面临负面冲击。这恰恰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2018年第2季度起开始调整的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三难选择。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要同时实现控风险与稳增长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的政策指针正从控风险的一级朝着稳增长的方向在摆动。然而，中国政府必须要努力避免宏观政策的过度放松。一旦宏观政策过度放松，中国政府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努力就可能受到损害，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节奏也可能再次放缓、甚至暂停或逆转。
因此，保持政策定力，对中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未来冲突可能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把控风险、调结构的目标放在稳增长之前。事实上，只要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只要没有爆发系统性财政或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就应该适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而继续保持控风险与调结构的方向不动摇。换言之，中国政府不应该被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乱了阵脚，而应该以我为主，继续推动系统性风险防控与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除了对内加快改革之外，中国政府也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适当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对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机构投资者的开放。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真正的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市场对价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也有利于激励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政府应坚定地通过G20、WTO等国际多边组织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推动新一轮的贸易与金融全球化。
文/黄钰芹
